自由女神像的阴影：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美国？

  ☆欢迎来到自由女神像的背面：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美国？移民究竟是权利还是特权？破除移民神话，展现一部细节生动、血泪交织的移民史诗。

  ☆折射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政治力量互相争斗、此消彼长，逐渐形成现在美国政治体系与身份认同。

  埃利斯岛是这个生机勃勃的新共和国的伟大前哨，它守卫着美国敞开的大门。多年来，源源不断的移民大军的脚步曾经在这里回响。

  1912 年，来自芬兰的32 岁木匠约翰·泰尼（Johann Tyni）说他受够了美国。“我想回芬兰，我在这一个国家过得很不好。”此时，他和家人来到美国还不到三年。这位带着四个孩子的已婚移民情绪低落，没有工作。他说：“我太累了，已经筋疲力尽，我总是心灰意冷，一想到这些我就想哭。”

  负责布鲁克林芬兰海员会堂（Finnish Seamen’s Mission）的牧师卡勒·麦肯嫩（Kalle McKinen）已经受够了约翰·泰尼。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这家芬兰人的慈善机构一直在照顾泰尼一家。麦肯嫩给移民局的官员写信说：“这个人一到这里就疯了。他们全家竟然被允许进入美国，这实在令人遗憾。”他还抱怨说泰尼的妻子精神有问题，不能再照顾她的孩子。出于绝望、怜悯和愤怒，麦肯嫩牧师把泰尼一家送到了埃利斯岛。

  在岛上的精神病院对约翰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移民官员们也受够了这家人。埃利斯岛的医生诊断约翰患有“精神疾病，表现为抑郁、行动迟缓、头痛和无力”。他们还宣布约翰九岁的儿子是一个“低能儿”，表现出“典型的智力缺陷”。

  这一家人最初来到埃利斯岛时，情况比现在要好很多。约翰和他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和100 美元来到这里，身心都很健康。但是，来美国不到三年，约翰和他的妻子、两个在芬兰出生的儿子和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就被从埃利斯岛遣返回芬兰。他们也急于回到约翰的岳母身边，摆脱在美国毫无意义的生活。

  在他们来到美国之后，肯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虽然到美国后又生了两个孩子，但在布鲁克林生活期间，泰尼夫妇失去了他们在芬兰出生的两岁儿子尤金。儿子去世的打击，加上一个严酷的、陌生的新环境，也许足以把约翰·泰尼推入心理深渊。移民官员对泰尼精神疾病的原因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他已经不能工作并养家糊口的事实。按照官方的说法，泰尼全家都被认为“有可能成为公共的负担”，这一说法足以让移民官员将他们遣返。两岁大的大卫和尚在襁褓中的玛丽都是美国公民，因为他们出生在美国。严格来说，他们不用被遣返，可以留在美国，但显然他们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踏上了前往芬兰的归途。

  当时，美国政府不但可以在边境拒绝移民，还可以在移民到达后将他们驱逐出境，只要他们属于被驱逐群体。埃利斯岛的幽灵不仅困扰着那些等待检查的新移民，也困扰着那些已入境的人，他们可能会面临三年后被遣返的威胁。

  与泰尼一家不同的是，有些移民还没有踏足美国就被遣返了。18 岁的匈牙利人安娜· 塞格拉（Anna Segla）也是在1910 年来到美国的， 比泰尼一家晚几个月。埃利斯岛接受检查后，医生诊断她“脊柱弯曲，胸部畸形”，而且身材矮小。他们都以为这些生理缺陷会让安娜无法在美国获得有意义的工作。于是，她上了被驱逐名单。

  安娜本来是要去康涅狄格州和姑妈姑父住在一起的。这对夫妇没有子女，他们承诺会照顾安娜，并提出可以为她出具保证书。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安娜被扣留在埃利斯岛，同时她的案子被上诉到华盛顿的官员那里。在一封很可能是她姑妈执笔的信里，安娜为自己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信中说：“恕我直言，驼背从来就没妨碍过我谋生的能力，因为我总是做最重的家务，将来我也能做同样的工作。我请求阁下允许我留在美国。”尽管如此，安娜还是被遣返回欧洲。

  其他移民则在埃利斯岛被扣留了更长时间，尽管其中许多人最终被获准进入美国。1907 年，还是个小男孩的路易斯· K. 皮特曼（Louis K. Pittman）经过埃利斯岛时，被医生发现患有沙眼。这是一种轻微的传染性眼病，医务人员对此特别警惕。皮特曼没有被直接遣返， 而是被允许留在岛上的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几十年后，皮特曼回忆起他在埃利斯岛的生活，认为“非常愉快”，有玩具、美味的食物、玩伴，大人的监管也非常宽松。在埃利斯岛的医院里被关了17 个月后，皮特曼获准登上大陆与家人团聚。

  还有一些人比皮特曼幸运，被扣留的时间较短。弗兰克·伍德哈尔（Frank Woodhull）在埃利斯岛的经历始于1908 年，当时他刚从英国度假回来。在加拿大出生的伍德哈尔并不是归化的美国公民，他要回他居住的新奥尔良。当他和其他乘客列队经受埃利斯岛的医生审视时，他被拉到一边接受进一步检查。50 岁的他身材瘦弱，面色蜡黄。他穿着一套黑色的西装和马甲，一顶拉得很低的黑色帽子遮住了他的眼睛和剪得短短的头发。他的外表引起了医生的注意，要对他进行肺结核检查。

  伍德哈尔被带到一个房间做进一步检查。当医生要求他脱下衣服时，伍德哈尔请求不做检查。情急之下，他说：“我还是把一切都告诉你吧，我是女的，15 年来一直女扮男装旅行。”接着，她向官员们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她的真名是玛丽·约翰逊（Mary Johnson），作为一个年轻女子，孤身一人，努力谋生，但她具有男子气概的外表、低沉的声音，以及薄薄的双唇上的小胡子，让她的生活变得更艰难。所以在35 岁时，约翰逊置办了行头，以弗兰克· 伍德哈尔的身份，开始了女扮男装的新生活。她在全国各地从事各种工作，过上了体面而独立的生活。在此之前的15 年里，玛丽·约翰逊的真实性别一直是个秘密。

  约翰逊要求找一位女医生给她做检查，这位女医生很快就发现她身体没有一点问题。她有足够的钱来避免被列为有几率会成为公共负担的人，她聪慧而健康，用一家报纸的话来说，她被官员认为是“一个完全有道德的人”。她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给埃利斯岛上的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太奇怪了，官员们扣留了她一个晚上，以便决定如何处置。由于不知道应该把约翰逊和男的还是和女的关在一起，官员们最终把她安置在岛上医院的单间里。

  《纽约太阳报》上的标题是“长着小胡子的她女扮男装”。尽管有这种情况，但官员们还是认为约翰逊是一个可以接收的移民，允许她进入美国，用《》的话说，就是“穿起裤子闯世界”。移民法中并没有禁止女性移民穿男性服装的规定，尽管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情况反过来，一个男性穿着女性服装入境，结果可能会与此不同。

  在前往新奥尔良之前，约翰逊接受了记者正常采访。她说：“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身为女性殊为不易。”她抱怨女性太在意衣着，仅仅是“为女帽店、纺织品店、珠宝店和其他商店做活广告”。在约翰逊看来，女性是“奇想和时尚的奴隶”。她不愿被这些限制所束缚，更愿意“过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说完，她就离开了埃利斯岛，重新以弗兰克·伍德哈尔的身份开始了男人的生活。

  但是在1892 年至1924 年期间经过埃利斯岛的1200 万移民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些麻烦。大约80% 的人会在几个小时内通过埃利斯岛。对这些人来说，亚瑟·卡尔森（Arthur Carlson）的经历可能与他们更相似。卡尔森是1902 年来到这里的瑞典移民，他只在埃利斯岛待了大约两个小时就获准登陆了。卡尔森后来回忆说：“我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没什么让我感到震惊。来到一个新的国家让我很兴奋。” 卡尔森的目的地是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他原本计划乘船前往，但移民官员建议说火车会更快一些。很快，卡尔森就拿到了火车票，踏上与哥哥团聚的旅途。

  上述这些人在埃利斯岛的经历各不相同，有的被接收，如卡尔森；有的被扣留然后被接收，如伍德哈尔/ 约翰逊；有的入院治疗然后被接收，如皮特曼；有的被接收然后被遣返，如泰尼一家；有的被拒绝，如塞格拉。

  没有一个故事可以囊括人们在埃利斯岛的全部经历，实际上这样的故事成千上万。对大多数移民来说，埃利斯岛是通往美国新生活的大门，是他们美国之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一些移民和他们的家人来说，这里成了一个特殊的地方，而另一些人对这一个地区则只有微弱的记忆，或者把它视为一个充满很难来想象的精神压力的地方，到处是严厉的政府官员，这些人掌握着决定他们命运的权力。对一小部分人来说，埃利斯岛是他们在被遣返之前所能看到的美国的全部。

  对于像泰尼一家、弗兰克· 伍德哈尔、阿瑟· 卡尔森、路易斯· 皮特曼和安娜· 塞格拉这样的移民来说，为什么美国之路必须要经过纽约港这个小岛上的检查站？为什么他们的经历会如此大相径庭？

  1896 年，《今天》（Our Day）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题为《大门口的陌生人》，描绘了一位寻求进入美国的移民。这样的一个男人看上去很可怜：身材矮小，弯腰驼背，体弱多病，脚趾头从破烂的鞋子里伸出来。无论是从字面意义上，还是从比喻意义上，他都背负着很多包袱。他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写有“贫穷”的袋子，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写有“疾病”的袋子。他脖子上挂着一块刻有“迷信”字样的骨头，象征着他落后的宗教和文化。他背着一个写有“亵渎安息日”的啤酒桶和一枚标有“无政府状态”的粗制炸弹。

  他来到一道大门前，大门两边是高高的石墙。门口的一根柱子上有“美利坚合众国”“自由进入”“请进”“欢迎”这些字样。站在大门中间的是山姆大叔。山姆大叔比移民高出很多，穿着全套的爱国行头。他很不开心地捏着鼻子，轻蔑地俯视着站在他面前的移民。捏住鼻子的举动意味着恶臭的存在，但它也代表着一个人被迫做他不想做的事情。这就是山姆大叔所面临的困境。

  根据这位漫画家的说法，通往美国的大门向欧洲的渣滓敞开，而美国政府没办法阻止他们。尽管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想法，但实际上在1896 年，这种想法已经过时。因为此时国会正在制定一份把移民拒之门外的理由清单，跟着时间的推移，这份清单还会慢慢的长。

  为了执行这些新法律，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检查站。近80% 的美国移民都要经过纽约港，而这个检查站就位于纽约港一个名叫埃利斯岛的小岛上。

  这道大门的象征意义很重要。每天，检查员、医生和其他政府官员都会站在门口，审查那些想要进入这一个国家的人。他们仔细考虑哪些移民可以进来，哪些要被拒之门外。

  在这个门口，埃利斯岛就像一个筛子。政府官员设法对移民进行筛选，把受欢迎的和不受欢迎的分开。对那些不受欢迎的人来说， 美国的大门将永远关闭。联邦法律定义了这些类别，但这些法律的执行和解释由埃利斯岛等地的官员具体负责。

  爱德华· 斯坦纳（Edward Steiner）写道，埃利斯岛的筛选过程并不愉快，而是“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执行法律的残酷机器，它精挑细选，让身强力壮的人进来，把弱小和无助者排斥在外”。对另一个观察者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像“一台巨大的煤炭破碎机在筛选煤炭”。

  在埃利斯岛，最重要的筛选环节是检查。所有的移民排成一队来到医疗人员面前。有时，这些医疗人员一天要检查数千名移民，他们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做出初步判断。他们会仔仔细细地观察头皮、脸、脖子、手、步态及整体的精神和身体健康情况。然后移民们要在医生面前向右转，让医生能够正常的看到他们的背后和侧面。通常，医生会触摸这些移民， 以了解其肌肉发育情况或是否发烧，或者检查他们的手，以判断是不是真的存在更严重的健康问题。这些医生也有一定可能会问一些简短的问题，他们已掌握了一套独特的观察方法。正如一位医生所指出的那样，“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其独特的意义，通过认真练习，我们大家可以很快学会解读各种偏离常规的动作的意义”。

  1905 年以后，所有的移民还要经过另一名医生的检查，这名医生的唯一工作就是给他们做一个快速的目测。假如发现任何可能有缺陷的迹象，他就会用粉笔做一个标记。例如，假如发现跛足，就标上英语里表示“跛足”的单词“lameness”的首字母“L”，假如发现眼睛有问题，就标上英语里表示“眼睛”的单词“eye”的首字母“E”。这些带有粉笔标记的移民大约占所有移民的15% 到20%，他们将接受进一步的身体或精神测试。

  移民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根据移民的精神、身体和道德来决定是不是可以接收他们入境。对于现代人来说，把人归为“不受欢迎的”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想法，带有歧视和麻木不仁的味道，但我们该小心， 不要用现在的标准来评判过去。相反，重要的是要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会用这样的形式对人进行分类，不管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看来有多么不愉快。

  首先，他们担心移民会成为“公共负担”，也就是无法自谋生路。在还没有联邦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他们要进入私人慈善机构或地方机构，比如济贫院、医院或收容所。要想进入这一个国家，移民需要证明他们是健康的，能够自食其力。

  其次，移民是来工作的。具体地说，他们是为美国的工厂和矿山提供劳动力的体力劳动者。这样艰苦的工作要求身体强壮。体弱多病或有智力缺陷的移民被认为不可能在工厂的艰苦环境中生存下来。

  最后，重塑现代世界的科学观念在19 世纪后期开始渗入公众意识，并影响了美国人看待移民的方式。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原始遗传理论为美国人提供了关于错误移民之危险的黑暗教训。许多美国人认为， 贫穷、疾病和无知是遗传特征，会遗传给后代，从而削弱国家的基因库，降低普通美国人的活力，不仅是现在，还有未来几代人的活力。所有这些观点都假设一个国家排斥它认为不受欢迎的移民是可接受的。和现在一样，当时的美国人都在纠结一个问题：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资格进入美国吗？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埃利斯岛历史的核心。当时， 大多数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有权在这个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作出决定。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 卡伯特· 洛奇（Henry Cabot Lodge）在1908 年的一次演讲中总结了这一观点：

  每一个独立的国家都有而且必须有绝对的权力来决定谁能进入该国，以及以什么样的条件成为其公民。……美国人民决定谁能进入、以什么样的条件进入这一个国家的权力是绝对的。我这里所说的美国人民是指一切美国公民，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归化的，他们的选票控制着政府。……除非得到美国人民的允许，否则任何人都无权进入美国或成为美国公民。

  尽管洛奇毫不掩饰地相信白人盎格鲁 — 撒克逊新教徒的优越性， 但他关于国家主权的观点触及了这样一个问题的核心，即一个国家该怎么样对待那些敲它大门的人。

  美国的移民法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即自治的人民能够决定谁可以或不能进入这一个国家。但这一理念与其他理念存在冲突，比如美国欢迎新移民的历史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与宪法所保障的权利是普世权利的理念相冲突。《独立宣言》的基本信条是人人生而平等，这与有些移民是受欢迎的、有些移民是不受欢迎的这一观点怎么相吻合呢？ 不同美国理想之间的冲突是理解埃利斯岛最初创建理由的核心。

  正如约翰· 海厄姆（John Higham）的经典著作《国土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 Land）所表明的那样，埃利斯岛时期的传统历史关注的是本土主义的兴衰。约翰·海厄姆将本土主义定义为“因其与国外的联系而强烈反对国内少数族裔”。然而，海厄姆很快就发现了自己分析的不足之处。在他的书出版后不久，他问道：“我是否应该承认，现在看来，作为研究美国不同族裔之间斗争的工具，本土主义并不像我之前的讲述和其他的讲述所暗示的那样合适？”他后来承认： “虽然我不仅厌恶过去的仇外情绪，也厌恶冷战时期无所不在的民族主义幻觉，但是我却强调了种族冲突中最具煽动性的方面。”

  海厄姆总结道：“目前为止所形成和定义的本土主义主题已然浮现了想象力的枯竭。”他过分强调了美国人对移民态度的心理解释，弱化了个人的理性，将个人对复杂社会变化的反应降低为原始的情绪反应。这并不意味着淡化美国历史某些时期的反移民情绪，而这种情绪常常会很丑陋。在19 世纪晚期，随着移民的主体从北欧人变成了南欧人和东欧人，这种情绪也逐步高涨，在这一点上，海厄姆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对外国人的强烈反对，在这一点上，他也是正确的。

  然而，这两个时期也见证了美国社会更大的转变。前者发生在渐进式改革时代的初期，为了实施这些改革，美国开始成为一个联邦行政体制国家。后者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改革和政府的幻想破灭之际。随着规范社会的进步动力的消退，美国人转而试图恢复被现代工业化美国的崛起所取代的失落的世界。

  如果不被反移民情绪的表达所迷惑，而是聚焦于移民政策的实施，我们会发现围绕埃利斯岛的争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两极分化。尽管有激烈的言辞，这场辩论依然在美国政治生活的正常范围以内。在移民问题上，人们拥有相当大的共识。大多数美国人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持中间立场。这场争论在埃利斯岛最为著名，持续了30 多年。

  几乎没有美国人主张对所有移民完全开放，也没有人主张完全排斥移民。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医生艾伦·麦克劳克林（Allan McLaughlin）指出了争论的范围：

  有些极端主义者主张完全排除所有移民或完全排除某些种族，而这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些极端主义者摆出一副人道主义者和慈善家的姿态，鼓吹一种近乎疯狂的行为，即取消所有的限制，让所有不幸的人都能畅通无阻地进来，包括瘸子、瞎子、道德上和身体上有毛病的人。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禁止所有移民入境，还是对某一特定种族的不公正歧视， 都是不合逻辑的、偏执的、不符合美国精神的。另一方面，不加分别地接纳一群患病、有残疾和一无所有的移民将是对国家的犯罪，不能用虚伪的人道主义或错误的慈善精神作为借口。

  关移民问题的辩论双方都认为，美国有必要继续接受移民，也都认为有必要对抵达美国的移民进行分类，排除那些不受欢迎的移民。然而， 他们在如何严格管理移民方面存在分歧。在实践中，这使得大多数来源于欧洲的移民在近30 年的时间里保持着美国历史上的高位。虽然存在关于排斥和限制的各种讨论，但在经过埃利斯岛的所有移民中，只有不到2% 的人最终被拒之门外。

  这些涉及欧洲移民以及数量较少的中东和加勒比移民的法律，与针对中国移民的法律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来说，美国的移民政策是加以限制。这被证明是更大范围的移民政策的例外，当时的美国人很清楚这种差别对待，并且努力不对其他移民群体重复这样的做法。对亚洲人来说，他们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美国之外是出于种族原因。对于所有其他寻求入境的人，移民官员们会根据个体特征而不是种族来剔除那些所谓不受欢迎的移民。对南欧和东欧的偏见当然存在，但直到20 世纪20 年代移民配额制度出台才被写入法律。

  与关于美国移民的许多其他著作不同，本书并没有严格地从本土主义情绪偏颇的诠释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也没有把埃利斯岛作为美国慷慨和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的象征。相反，本书着眼于真实的人们是如何在埃利斯岛创造、解释和执行移民法的。

  这是一个关于现代国家在巨大的、令人不安的变化中不断成长的烦恼故事。作为回应，美国人参与了一场关于谁能成为美国人的辩论。这场辩论很激烈，很吵闹，常常令人很不愉快。原始的情感和直率的观点被那些常常会让现代读者感到不安的语言表达了出来。

  作为对这场辩论的回应，国会将这些担忧转化为法律，并在埃利斯岛和全国各地其他较小的移民检查站实施。在这些检查站，移民官员们每天都要面对蜂拥而至的大量人口。

  守卫边境成为定义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关键。埃利斯岛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美国崛起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内战结束后，它将成为一个工业强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亚洲、加勒比地区和拉丁美洲，从而增强了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实力。为了管理这个经济、军事和政治巨兽，不得不几乎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的联邦政府。我们该在这个现代国家崛起的大背景下对移民问题进行思考。

  管理埃利斯岛等检查站的移民署是美国首批大型政府项目之一。我们今天所知的强大的联邦政府在19 世纪末才刚刚起步。随着联邦政府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金钱和人力来检查移民，一个慢慢的变大的行政体系被创造了出来，而这样的体系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规则。

  与其将埃利斯岛的工作视为一种移民限制，不如将其视为一种监管形式。19 世纪相对低调的联邦政府到20 世纪发展成为一个更严格的监督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并没有终结资本主义，而是寻求控制其过度行为。在同一时期，联邦政府的自由放任态度让位于这样一种制度：并不终止移民，而是为了公众利益对其进行监管。

  移民管制背后的推动力，与禁止童工、管理铁路和垄断部门、开放定居点、创建国家公园、与城市政治机器的腐败作斗争，以及提倡节制饮酒的推动力是一样的。正是这些进步时代的改革推动了联邦政府的扩张，以确保它能从公共利益的角度监管私人企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管制作为一项渐进式改革非常合适。在许多改革者看来，大企业和自私的轮船公司一起，在腐败的政治大佬的帮助下，试图将移民的水龙头完全打开，将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为新的工业经济提供动力，并为城市政治机器提供选民。改革者希望能够通过规范移民而不是终止移民来缓和这种局面。他们相信一个大型的工业和市民社会需要积极塑造，19 世纪旧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没有办法解决现代的问题。

  20 世纪美国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政府监管程度的斗争。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渐进式改革的精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暂时消失了，毫不奇怪，在这一时期，埃利斯岛实行了30 年的移民管制也结束了。到20 世纪20 年代，这种对移民的监管方式将被生硬的移民配额机制所取代。这个新机制并不试图对移民做出筛选，而是根据移民的来源对其进行严格限制。美国并没有像之前对中国移民所做的那样完全拒绝来自欧洲的移民，但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实际上已结束了，埃利斯岛也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当罗斯福新政带来一种新的改革精神，联邦政府再次开始积极干预私营部门时，移民问题被排除在外。这一个国家对政府权力的矛盾观点也反映在了移民法上。

  在二战期间，埃利斯岛变成了关押敌对国公民的监狱。在冷战期间，这里成为关押有激进思想的非公民外国人的监狱。在战后的繁荣时期，政府于1954 年遗弃了埃利斯岛，任其荒废。到了20 世纪80 年代，美国迎来又一波大规模移民浪潮，埃利斯岛才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此时，这个以前的检查站已经演变成数百万美国人的情感象征， 一个新的普利茅斯岩石。部分旧建筑被修复并重新开放，成为移民历史博物馆。从此，埃利斯岛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本书不是一个人的传记，而是一个地方的传记，是纽约港一个小岛的传记，它浓缩了美国在欢迎人们来到新世界时复杂而矛盾的想法。本书追溯了埃利斯岛的历史。在19 世纪，这里曾经是对海盗执行绞刑的场所；在1892 年至1924 年的鼎盛时期，作为美国主要的移民站， 有1200 万移民在这里接受检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里曾作为外国人的关押地；最后，埃利斯岛作为移民博物馆和国家的标志而获得重生。埃利斯岛早已不再是一个检查站，但是围绕它的争论却依然在继续。

  如今，对有些人来说，埃利斯岛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老生常谈的故事， 它讲述了那些“渴望自由的贫苦大众”的勇气和毅力。在这里，他们找到了自由。这是一首怀旧的颂歌，歌颂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祖先，尽管有在这个臭名昭著的眼泪之岛的经历，他们依然取得了成功。在这里，固执的官员让他们吃尽苦头，还硬是把他们有六个音节、没有元音的姓氏改成了“史密斯”。

  事实上，埃利斯岛是美国就移民问题进行了长达30 多年激烈辩论的地方。检查员、医生和移民官员每天都要面对如何解释美国移民法的问题，并且要亲自面对成千上万蜂拥而至的活生生的人。一边是完成枯燥乏味的执法任务的人们，另一边是来美国寻求新生活的人们， 两者之间产生了直接的冲突。

  埃利斯岛体现了美国人努力应对快速工业化和大规模欧洲移民带来的巨大而破坏性变化的故事。它讲述的是美国的故事，当数百万来自截然不同背景的新移民涌入美国时，这一个国家开始努力思考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美国人需要这样一种历史，它既不以一种飘飘然的、沾沾自喜的怀旧情绪来美化这一个地区，也不盲目地将发生在那里的一切谴责为丑陋的本土主义者的邪恶和偏执所致。相反，本书试图探究在埃利斯岛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何会发生。

  这座岛屿面积如此之小，却深深铭刻在许多美国人的心中。这是一段真实而动荡的历史，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数百万移民一定要通过埃利斯岛进入美国，以及这条通道反过来又如何参与塑造了这个国家。

  “埃利斯岛是这个生机勃勃的新共和国的伟大前哨，它守卫着美国敞开的大门。源源不断的移民大军的脚步曾经在这里回响。”

  位于纽约东河与哈德逊河交界处的埃利斯岛，在19与20世纪之交是美国主要的移民检查站，有1200万移民曾在那里接受检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又有几万名敌侨与政治犯被关押于此。它如同一把精密的筛子，以各种标准筛选移民，将不受欢迎者驱逐出境。直到20世纪末，一度被废弃和遗忘的埃利斯岛以移民博物馆和国家纪念碑重获新生……

  卡纳托抓住了美国移民史上这一空前的时间和地点，收集大量官方史料、地方档案、民间记述和大众流行文化，讲述了从移民、检查官、翻译、医生，到政治家、社会改革者乃至历届总统的故事，对小岛历史进行了全景式史诗般的展现。透过这一过程，我们正真看到了美国的现代化进程，包括主权法的演变、经济模式的变化，以及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形成的，等等。

  文森特·J.卡纳托（Vincent J. Cannato），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现任教于波士顿马萨诸塞大学，研究领域包括20世纪政治史、美国城市史以及移民和族裔史。著有《失控的城市：约翰·林赛和他拯救纽约的斗争》《美利坚之路》，也为《》《华尔街日报》和《》等撰稿。

  马百亮，上海海洋大学校聘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曾两度获得韩素音青年翻译奖，已出版译著二十余部，包括《统治史》《希腊艺术导论》《人类的情感》《古典欧洲的诞生》和《流感大历史》等。